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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张运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59.00元
看到张运君的专著《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问世,颇为喜悦。运君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时即从事该课题的研究工作,我参加了他博士论文的开题、评审与答辩,见证了该书的形成过程,也见证了作者的艰辛努力。运君毕业后去了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但未尝懈怠,在青岛科技大学工作期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又潜心研究,数易其稿,历时十年,终成专著。该书涉及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在专制主义独大的传统中国,政府对文字的审查进而通过此力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如何进行的,特别是中古时期的“文字狱”是怎样演进成为近代的书报检查制度的。细读此书,我认为这是一部研究近代书报检查制度形成演变的信史。
书报是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民众各种诉求得以呈现的重要方式,因此,加强对书报的控制就成为历代政府的必然选择。在清末,书报检查是专制政府进行文化教育管理和舆论检控的重要手段。但晚清政府以书报检查来控制舆论的预期目的并未达到,这既是由于国家无力挽回的持续衰败导致合法性基础的崩溃、官方意识形态调整的过度滞后,又是由于书报检查的政出多门,其执行者并非总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办事,导致国家控制力的极度薄弱。这一切昭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有效纳入国家政权的管理中,政府需要进行适度控制,但也必须因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不断调整改革,遵循其发展规律,遵从法律规范,这样才能为其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条件。
该书理论上有较大突破:将晚清政府对书、报的检查和教科书审定这三种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方式,从整体上作系统考察,为前人研究所未见;对晚清书报检查的流程、书报检查与时局的关系作专门论述,对书报检查的种类、方式进行分析,对书报检查呈现的时代特点和文化意义进行解读,对晚清教科书审定制形成的基本过程、机构与人员、教科书审定的操作程序进行阐释,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研究的不足。
该论著多学科结合,既采用了历史学的重视实证的方法,从原始材料入手,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又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的若干理论和概念。在资料搜求上,作者颇下功夫,发扬了“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学术精神,用数年时间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的各种未刊档案,上百种资料汇编、日记文集、传记年谱和报刊,论著建立在可靠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并能搜遗探秘,取精用宏,发见了不少新资料,且于细微之处辨析考求,使著述成为一部精致的信史。正如历史学家吕明灼先生所言,该书“资料既博又新,为同类著作所少见”,“几乎满书都是广博的新材料,几乎每一句话都有丰富的资料依据,这种广博的资料使该书的学术价值具有深厚的基础”。
在宏观层面上,著者认为书报检查是清政府统制各种思想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但通过书报检查来掌控意识形态的预期目的并未达到;晚清的书报检查虽有“文字狱”的承继痕迹,但从制度而言,则是近代的产物,主要受欧美、日本影响,具有法律化、制度化的趋势.清政府对一般书籍的审查制度并未完整建立,报刊检查制度基本形成,教科书审定制度则最为完备。在微观层面上,论著论证书报检查制度的近代性、引进源流、程序与机构及其与时局的密切关联等,时有新意。
该书是学界第一部全面论述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的著作,要研究近代中国书报检查制度的形成演变,该书应该参阅。当然,该书也有若干问题尚可继续深入讨论,郭卫东教授在序言中指出,该书有个别“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的地方,这正好说明学术的无限可推进性;辨析与质疑,正好证明该书为此领域的发端之作,也正是该论著能引起大家关注的理由之一。(蔡乐苏)2012年生肖属鸡不同年份运程详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