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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崎
汪崎,年轻的80后海归派导演。生于北京,成长于日本东京,中学时代赴英伦求学,2010年回国进入电影圈,钟情于反映社会现实的类型电影,对电影特别是亚洲电影有独到见解,曾凭借短片《操场》入围第62届柏林电影节Genertion
Kplus单元。
跟以往的采访不同,这次与汪崎之间的对话更像是朋友的聊天,谈理想、谈人生、谈挫败。作为一名导演,汪崎的作品其实并不多,他明白“厚积薄发”的道理,所以一直以来只是在默默努力。他本人更像是一个怀揣着电影梦的年轻人,带着满满的希望和一脑袋的想法回到祖国,尽管这里对他而言十分陌生,却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归属感。
汪崎说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接受采访,网络上关于他的资料几乎是“零”。传说80后有一个普遍的特质,就是面对陌生人一言不发,所以在第一眼见到他时就觉得“完蛋了”——留着连鬓胡须故作深沉,一定是个闷葫芦!让我意外的是采访进行的相当顺利,因为对电影满腔热情让他很快就变成话痨,采访问答也因此变得更加轻松坦诚。
记者:电影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汪崎:我觉得电影是我与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我会把自己内心想的东西放进去,拍成电影告诉别人。可能我的想法和很多学院派的导演不同,我觉得电影什么都可以(放进去)。呵呵,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显得太不专业了。对我来说一部电影就是从构思到拍摄,到剪辑后期完成,就已经结束,至于有没有票房,能不能得奖我都不会很介意,这些也不是我能左右的。
记者:怎么会有《操场》这个构思?
汪崎:2010年大学毕业回到中国,想拍东西可是没有任何经验。后来有机会参加商业片电影的拍摄,做导演助理,当时就萌生了要自己拍一个电影短片的想法,这样能认识很多本土的电影人。我喜欢拍真实的故事,于是就去找自己喜欢的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后来和一位编剧朋友交流时得知了他小时候身边发生的这个故事,而且最精彩的部分很短,就是在学校里事件发生后的那段,我觉得可以拍。后来开始组建团队,启动这个事。
当时与杨浦区一所小学沟通后,在周末留下了整个班的学生配合我们的拍摄,那些演家长的大人也都没有表演经验。故意用这样的演员,因为这样会更加真实,有纪录片的感觉。虽然准备了台词,但现场鼓励他们说自己想说的话,就可以做出比较真实的感觉。后来去学校排练,花了两个周末拍完。
拍摄当中也出了些小问题,最开始我坚持要用一镜到底的手法拍,这样的话需要摄影师扛着斯坦尼康跟拍,对体力要求很高。后来发现16分钟的短片如果只用一个镜头,涉及到人影、灯光等很多技术问题,而且毕竟都不是专业演员,小学生也特别难控制,所以最后分成四个镜头拍摄。很多合作的团队都和我说,以前从没拍过这样的电影。
记者: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于长镜头?
汪崎:其实这样的手法并非没有先例,我在大学时看过很多电影,其中有些长镜头的表现手法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刚进大学的时候对电影还很陌生,当时台湾蔡明亮导演的作品让长镜头在我们这些学生中间风靡,我同样也被长镜头的效果震撼了。它会让人有一种空间感,观众会跟着镜头一起经历主人公所经历的,思考主人公所思考的。蔡明亮的电影中甚至会出现长达40分钟的长镜头,其实这时候观众已经不是在看故事了,而是在一起经历,这种经历的感觉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还看了很多其他长镜头的电影,总的来说长镜头会有一种类似话剧的现场感,而且特别真实。长镜头不会通过镜头的快速剪辑变化吸引观众的注意,事实上可能你会觉得无聊,甚至从剧情中抽离出来一阵子,然后再进入剧情去经历。我认为这样来来回回其实很好,反而会给观众充裕空间和时间进一步思考镜头背后讲述的意义,而一般电影的镜头变换太快,往往让观众来不及考虑深层次的东西。
有时候镜头过长就很难完全依照剧本去演,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会让影片充满意外的灵感。就像《操场》中,家长们在老师办公室的争执,很多台词都是演员即兴的发挥,他们的表现让我很惊喜。
第62届柏林电影节Gener汪崎tion Kplus单元入围影片《操场》
记者:想通过《操场》表达什么?
汪崎:想通过这个故事表现小孩子和父母对待事物上不一样的观念。小孩子在做错事的时候会自然有一种认错、负责任的心。而大部分的大人在社会上经历了很多事之后变得不再简单,他们知道负责任真正的意义。在大人的世界里,好与坏、黑与白的分界不再明显。影片中的这个事故和父母老师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可能对孩子的价值观造成很大影响。主人公小学生有很强的责任心,但他的母亲却让他不要认错,家长的这种态度会影响孩子的潜意识,甚至影响到他将来的选择。
记者:怎么想到要去柏林电影节?最终没有获奖觉得遗憾吗?
汪崎:大学的时候对电影的理念就是比较非主流,不想被商业化和跟风,崇尚自由和更开放的思维。而这类的电影几乎没有机会在电影院里播放,所以我们希望得到行业内的认可。而且在欧洲的电影节上可以遇到很多和我们对电影有着同样信念的人,就像是全世界同类的大集合。
我们去柏林没有特别多的想法,获不获奖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能入围就已经让我很意外了。由于之前夏威夷电影节、釜山电影节都没有入围,柏林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得到入围的消息之后我们都特别兴奋,觉得努力终于得到认可,自己选的路还是能看到希望的。
记者:柏林之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汪崎:突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全世界和自己一样的人都聚集到这里,特别开心认识了好多朋友。也让我看到了电影更加多元的一面。发现拍电影变成越来越简单的一件事,很多带着作品去柏林的导演并不是专职拍电影的,甚至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他们会有自己的工作,在闲暇时拿着DV就拍了。电影越来越需要创意和内涵,这也让我们这些专一投身电影业的人感到很有压力,同时也更加有动力。在柏林的20天是我过的最开心的日子。
汪崎(中)携短片《操场》和他的团队LE汪崎P一起亮相柏林电影节
记者:比较钟爱哪种类型的电影呢?
汪崎:我喜欢拍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可能是因为从小跟着父母在世界各地跑,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也看到每个地方的美好和丑恶。很多看到和听说的故事都让我很有兴趣,我想把它们拍出来给别人看,也许这算是我对于电影的起点吧!
记者:在拍电影这件事上,有没有导演对你的影响很大?
汪崎:我很喜欢的导演有日本的大岛渚、奥地利的Michel
Haneke,还有中国的贾樟柯导演和娄烨导演。他们的作品虽然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有一点很类似,就是会选择贴近当下比较现实的题材。他们的电影不是供人娱乐消遣的,而是有深刻的内涵,会让观众思考的。
比如大岛渚的电影很有那个时代日本的特点,但我不会像他那样尖锐和直接的揭露社会阴暗面,我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写实的镜头,让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和典型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贾樟柯和娄烨导演就不会表现的那么偏激,他们的作品都很丰满。Hnke导演应该是这几位中间最含蓄的了,他的作品很难理解,一定要多看几次才会明白。事实上在你对一件事物理解很深刻的时候,反而不会直接表达出来,他就是这样用迂回的方法从周边围绕中心展开故事。我特别欣赏这样的作品,也特别喜欢换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然后把它拍成电影。
记者: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汪崎: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传统的。虽然从小生活在国外,但一直都想回中国拍电影,前年回国到现在发现自己很适应也很喜欢。还有,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我常常会换位思考。
记者:介意别人称你是文艺片导演吗?对于现在台湾文艺片在内地大行其道有什么看法?
汪崎:呵呵,当然不介意。我最近也关注到这个事,我觉得文艺片在中国的市场会越来越大,虽然永远不会超过商业片,但起码中国人在看了很多主流商业片之后,口味开始慢慢改变。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生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和上一代不同,他们的壮大也为越来越多类型的电影提供了成长的空间。
回国之后我发现和国外比起来,在中国做电影还有一个很艰难的地方。中国有很多很多想做电影的年轻人,可机会却很少,因为几乎全国会拍电影和能拍电影的人基本都在北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几乎整个电影圈的人都聚在一个城市,这是挺奇怪的现象。对于其他城市想拍电影的人来说难度更加大了,而北漂拍电影的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新人的生存和成长的空间十分有限。既然现在电影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传统、打破陈规,接纳更多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圈子呢?
记者:留学的经历会给你的创作带来不一样的灵感吗?
汪崎:创意和思路上帮助很多,我们的团队里也有外国人,我们的文化、想法都有差异,包括对同一件事观察方法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因为中国很多的电影人都是从各个电影学院出来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会更加传统,会有自己的一套拍电影的规则。
但这也是我们唯一有点优势的地方,更多的还是劣势。首先我刚刚从国外回来,对中国的环境不了解,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障碍。其次,中国的电影圈有固定的运作模式,必须按照既定的路走,盲目尝试新的模式是不会被认可的。所以按照我现在的思路,是很难在中国发展的。现在我正在接触、学习、适应这样的模式,希望能在被认可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风格。
记者:为什么选择回国?
汪崎:中国有很多故事让我很感兴趣,而且我自己是中国人,特别能理解在这里发生的事。另一方面,我是在外国长大的,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又会有新的角度。所以回国之后每次与人聊天我都会有新的灵感和收获,这种感觉很棒。还有就是毕竟自己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回国之后才感觉自己终于回到了主流社会。
记者:目前在做什么?未来有什么计划?
汪崎:从柏林回来之后觉得是时候拍一些长篇了,所以目前正在筹备拍一部文艺片。同时我们刚刚拍完了两部微电影,之后会继续拍微电影,还会参与话剧的多媒体制作。因为团队的成员大多是英国的大学同学,大家的想法很一致也很有默契,希望能在中国拍出好的电影。现在一切都只是刚刚起步,那么就努力在各个方面多做一些尝试吧![转载]最常见的风水法(转)
